所谓外媒视角并不是因为它有多独特，而是在于它反映的都是人们真正关心的，它不把自己作为高高在上的信息垄断者或是某种歌功颂德的宣传者，而是一个平等的发布者。它所表达的信息必是能解答你心中疑问，勾起你感叹一声：原来是这样。
所谓外媒视角并不是因为它有多独特，而是在于它反映的都是人们真正关心的，它不把自己作为高高在上的信息垄断者或是某种歌功颂德的宣传者，而是一个平等的发布者。它所表达的信息必是能解答你心中疑问，勾起你感叹一声：原来是这样。
当我面对这些真正的劳动者，体会他们的苦难，理解了余华所说的，“活着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，也不是来自于进攻，而是忍受，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，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、无聊和平庸。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，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”。
除了解放军的救援部队，玉树灾区还有一批特殊的救援者，那就是喇嘛。
玉树地震后，上百名喇嘛陆续到达。有的来自玉树当地寺庙，有的是从四川、西藏前来驰援。他们身着红色僧袍，面容沉静，低头不语，行路匆匆，与我在结古镇的街头擦肩而过。
喇嘛们有的在结古街头的废墟与部队合作，搬开瓦砾，寻找幸存者或是遇难者；有的带来了矿泉水和方便面，看见街头的灾民就随手发放。红衣喇嘛、身着绿色军服的解放军部队、橘黄色衣服的救援队，以及志愿者，形成了结古镇街头一个彩色的救助海洋。
而对当地的藏民来说，喇嘛担任的更多的是心理医生的角色。在虔诚的藏族佛教徒看来，死者只有在喇嘛的超度下才会获得灵魂的永生。死，在藏族人观念中并非意味着生命的终结，而是预示着新生命的开始。藏传佛教讲究“万物有灵”、“生死轮回”，认为世界上万物都是外壳与灵魂的结合体，人即是灵与肉的结晶，躯壳不外乎是灵魂的载体，死亡只是二者的分离，灵魂逸出废旧躯体投转另一新的躯体继续存在，周而复始。
当时，解放军二炮的救援部队提出要帮助寺庙整理佛像，喇嘛们没有同意。我觉得很奇怪，喇嘛们给出的解释是，佛像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搜救幸存者，帮助其他灾民才是最重要的。最初的几天，喇嘛们全部出动进行救援，没有顾及佛像是否会丢失。为了防止佛像被偷，二炮专门派人守护，还为喇嘛们带来了帐篷和食物。
这段特殊情谊让禅古寺的喇嘛和部队的二炮救援人员成了朋友。
我独自走到山顶的天葬台，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。
天葬台下，挖出了一个十几米的深沟，遇难者的遗体由汽车运来，由两位喇嘛投入坑道。坑道内放置着木头和汽油，这些遗体被点燃后，火焰和着浓烟蹿起数米。距离坑道不远，周围山坡上围坐着近千名红衣喇嘛，当火焰蹿起，喇嘛们齐声诵经超度亡灵。
随着升腾的火焰和响彻山谷的诵经声，有鹰在高空盘旋飞翔。我无法用语言描述我所看到的一切，那一天，那个上午，我被镇住了。在那一具具燃烧的遗体面前，我感觉不到恐惧和不快，只有一种对生命的敬畏。死亡以一种无比庄严的方式呈现在我眼前。在那一刻，我体会到了轮回和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力量。
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。在他小学时，他所在的学校组织学生去公社驻地参观阶级教育展览馆，一进展览馆，所有的同学都跟着大放悲声，只有一位同学，瞪着大眼，不哭，在冷眼观察。这令莫言感到愤怒，参观完后，他把这个同学的表现向老师做了汇报。老师召开班会，对这个同学展开批评。过了不久，这位同学就退学了。莫言后来一直为自己的告密行为感到愧疚，并向老师表达过这种愧疚。老师说，还有20个同学向他反映过同样的问题。其实，有好多同学也哭不出来，他们偷偷地将唾沫抹在脸上冒充眼泪。在故事的结尾，莫言说：当众人都哭时，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。
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。在他小学时，他所在的学校组织学生去公社驻地参观阶级教育展览馆，一进展览馆，所有的同学都跟着大放悲声，只有一位同学，瞪着大眼，不哭，在冷眼观察。这令莫言感到愤怒，参观完后，他把这个同学的表现向老师做了汇报。老师召开班会，对这个同学展开批评。过了不久，这位同学就退学了。莫言后来一直为自己的告密行为感到愧疚，并向老师表达过这种愧疚。老师说，还有20个同学向他反映过同样的问题。其实，有好多同学也哭不出来，他们偷偷地将唾沫抹在脸上冒充眼泪。在故事的结尾，莫言说：当众人都哭时，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。
国殇日的初衷，是令人们不忘灾难，铭记教训，可是除了在其中看到的爱国主义教育，除了当时在汹涌澎湃的情绪中感到的一丝震撼外，我并没有看到更多的改变。
哀悼或是纪念更多是一种个人的表达，当它以集体的方式被规定，它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。尤其是，汶川地震后，设立国殇日成了一项传统。除了在玉树，后来它又在舟曲泥石流现场出现。它以密集的次数屡屡挑动公众的神经，却收获了依次递减的效果。如果说第一次的国殇日可以令全国产生一种无与伦比的向心力，那么在它过多的次数下，只是换来了人们越来越麻木的反应。
第一遍的时候，我们说的是愿逝者安息，生者坚强，第二遍、第三遍，我们仍然说着同样的话，一切却没有改变。
不久后，当我看到温州动车事故发生时那蔓延全国、铺天盖地的悲愤之情仅用了一个月时间就消失殆尽时，才终于意识到善忘是根植于这个民族血液的性格。或许是因为这个国家经历过太多灾难，灾难锻造了它的国民坚韧的秉性，也形成了人们听天由命的顺从和无比短暂的记忆。人们以遗忘来逃避灾难带来的伤害。而在这个遗忘、灾难，再遗忘、再灾难的循环中，反思是始终缺失的一环。
学者许知远曾经说过：一个国家的勇气不是表现在当他跌倒时，立刻爬起来拍着胸口说——我没事，我很坚强；而是他会思考，为何我会摔倒，如何能够避免下一次，不因为同样的问题再摔倒。
灾难是一个国家的剖面，它直接反映了这个国家的内核。
林语堂说：“一个人彻悟的程度，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。” 对一个国家来说，从痛苦中成长，在痛苦中领悟，这才是“多难兴邦”真正的含义所在。